汪春年

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组织病理科主任,消化病理亚专科带头人
浙江省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常委
浙江省医学会病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医学会病理专业委员会消化学组组员
浙江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早癌学组组员
宁波市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宁波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委员
宁波市肝胆胰专科联盟执委会副主任委员
2019年入选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
主持及参与省市级科研项目10余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30余篇。

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是国内首家政府举办、独立设置、区域服务的病理诊断中心。2022年中心完成送检标本量61万余例,请您简单介绍下其中需开展肿瘤伴随诊断的患者比例及在伴随诊断中的获益情况?

汪春年教授介绍,伴随诊断是一种体外诊断技术,主要是给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重要的信息。比如说确定最有可能从药物中受益的患者,或者确定药物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风险较大的患者,总之,它的用途是确定一个已经经过充分研究、具有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人群亚组。

只要临床或者患者有需求,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都会尽量满足,比如肺癌的ALK、EGFR、KRAS、NRAS、BRAF、ROS1等,胃肠道间质瘤中KIT、PDGFRA基因等,还有乳腺癌ER、PR、HER2以及以肺癌为主的实体瘤的PD-L1检测等。

对于肿瘤患者在伴随诊断中的获益,汪春年教授表示肯定是有的。诊断中心目前开展的项目都遵循了各项疾病的指南,主要目的就是给患者的治疗预后以及随访提供重要的病理学依据。

免疫治疗目前是肿瘤治疗研究中比较热的项目,PD-L1是目前最常用的一个免疫治疗预测标志物,但是目前PD-L1的抑制剂并不能够让所有的患者受益,在实体瘤中有效率仅达到20%~30%,所以有效预测免疫治疗疗效就至关重要。

目前免疫治疗除了检测PD-1、PD-L1之外,还会参考肿瘤突变负荷、MSI状态、免疫细胞等。以非小细胞肺癌为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早期就可能有PD-L1表达上调,如果进行PD-1、PD-L1,单看免疫治疗,最好要先进行PD-L1的表达和CD8阳性T细胞浸润等免疫微环境指标的风险检测,以利于提高治疗效果。

作为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的消化病理亚专科带头人,请您谈谈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在消化道系统中的研究现状?

作为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的消化病理亚专科带头人,汪春年教授分享,在消化系统中,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是近几年来研究的热点技术,在很多领域都发表了重磅级的文章,比如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免疫学家詹姆斯·P·艾利森教授就通过该技术探索了肿瘤微环境和肿瘤发生发展之间的关系,发表了许多著于《Nature》等重磅学术杂志的文章,在消化道的肠癌、胃癌、食管癌领域都有不同方向的研究成果。

总体来看,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肠癌复发风险的预测,结直肠癌肝转移肿瘤微环境的特征研究,新辅助化疗对胃癌免疫微环境重塑作用、胃癌患者化疗不敏感原因的探索,免疫联合治疗的预测性标志物发掘等领域,通过单细胞测序、转录组测序、多重荧光免疫组化等技术,共同探究肿瘤免疫微环境,有助于探索肿瘤发生发展、复发、转移、耐药等研究,共同推动肿瘤病理诊断技术的进步。

如何能利用多重荧光免疫组化等技术对肝癌患者实现精准诊疗?

肝癌是全球第六大常见癌症,也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四大原因,其5年生存率为18%。肝细胞癌(HCC)占90%,汪春年教授表示,肝细胞癌的肿瘤呈现出肿瘤细胞与其他细胞群相互作用的复杂环境,肿瘤微环境是由一系列免疫细胞、癌症相关的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组成,它们通过生长因子促进癌细胞的生长、增殖、免疫逃逸和血管生成。

干细胞RNA测序研究最新强调,肝癌肿瘤微环境在患者之间表现出更一致的模式,这就提示了针对肿瘤微环境治疗可能比单独治疗肿瘤细胞更好,可以绕过肿瘤的变异性和多样性。肿瘤微环境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它在临床结局和治疗反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多重荧光免疫组化技术可以在一张组织切片上实现7~9种标志物的检测,定量分析肿瘤微环境中的细胞亚群浸润情况,并表征细胞间的原位空间关系,给最直接影响疗效的肿瘤微环境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技术平台。